10月9日，美国天普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副经理德波拉·A·蔡（Deborah A. Cai）访问我司，就双方院系间的合作交流进行了商谈，并为全院师生做了题为“冲突管理与协商研究中的跨文化理论转向”的精彩报告。

蔡教授的演讲是从批判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标签开始的。在她看来，“所谓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标签，它们把中美两国的特征全部掩盖了，它们仅仅告诉我们事实就是这样，但却没有去做科学的测量。”接着，她从社会学与文化视角下的传播学研究路径出发，详细回顾了费迪南德·托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的研究。她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展现了一种从注重社会结构到注重个人选择的缓慢的文化转向。

蔡教授首先从早期社会学视角开始介绍。德国学者费迪南德·托尼斯用“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与“法理社会（Gesellschaft）”来形容传统的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现代的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在礼俗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主要是依靠亲属关系、家族角色及功能、传统来维系，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家族结构的稳定；而在法理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于劳动分工、自由意志（free agency）和商品经济。前者趋向于维持社会结构作为整体的运作，后者则趋向于发挥个体在结构中的主体作用。相类似的，马克斯·韦伯用“共同体社会关系（Communal Social Relationships）—相关社会关系（Associated Social Relationships）”、迪尔凯姆用“社会意识—个体意识”、本尼迪克特用“耻感—罪感”来形容这种“整体—个体”的分化。蔡教授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展现出从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到关注微观个体认知的文化转向，而现实层面，这种转向是产生跨文化冲突的深层机制。

“这些研究展现出在社会外界压力与个体内在选择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冲突产生的原因。例如在‘礼俗社会’中，文化冲突可能在于如何将家族成员维系在一起，而在‘法理社会’中，利益的争夺往往导致冲突。”冲突产生后的协商解决策略同样有赖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蔡教授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例子以便于师生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假设在传统的中国礼俗社会里，你将一头公牛交给你的兄弟照顾，结果牛死了，你的妻子三番五次跟你说‘你应该和你兄弟谈谈让他赔钱’，但你无动于衷，因为你会认为兄弟比公牛更重要。但我们在美国员工中做过一个访问，其中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的好朋友弄坏了你借给她的毛衣，你会怎么办？’大部分员工回答说：‘我对她非常生气！’‘我会一个星期不和她讲话！’”在这两个例子的对比中，礼俗社会里的人更倾向于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稳定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并基于这个目的来处理冲突，而法理社会里的人则更倾向于把各自的私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这个基础上，蔡教授又简单回顾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路径，认为文化心理学过于强调内在认知、态度和信仰，而忽略了外在的结构因素，文化心理学惯常使用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之类的标签有欠测量。蔡教授并不认同简单的标签式文化心理学研究模式，“它并没有能告诉我们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而只是给它们贴上了巨大的标签”。

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蔡教授提出自己对跨文化冲突及其管理的理解。她认为，我们的观点与他者的观点是相互妥协还是产生冲突需要考虑四个因素：竞争、合作、回避与承让，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冲突——妥协结构图（如下图）。竞争可能会让我方的观点压过他者观点，承让则是他者观点占了上风，合作能达到双赢，回避由于仅仅是表面上的妥协，深层次的冲突仍然极有可能爆发，所以最容易导致双输。而和谐既有可能是结构秩序上的妥协，也有可能是内在心理上的保留，在这一基础上，蔡教授得出她的结论：只有在跨文化工作中通过协商才有可能超越冲突实现和谐，这种协商主要依赖对异文化的提前预测和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实践建构来达成。

蔡教授一行此行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天普大学媒介与传播学院与我司之间的交流，此前，我司石义彬经理、单波副经理与蔡教授以及一同到访的学者马汀·米勒（Martyn J. Miller）举行了会谈，对两位学者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希望两所学府之间的学术合作能够更上一层楼。（刘欣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