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上午，在我司学术报告厅，来自澳大利亚的Harindranath教授为我司师生做了名为“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媒介”的讲座。

Harindranath教授出生于印度，目前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和媒体学院任教。这样的跨国与跨文化经历，使得Harindranath教授一直对印度和其他后殖民主义社会的跨文化现象保持关注。

本次报告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消费行为是如何成为区分“跨国群体”、“国家群体”以及“本民族群体”的指标的？三者之间的区别在关于生活方式的电视节目上是如何表现的？当这三者相交叉时，我们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

Harindranath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了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多样化。这一变化产生了大量为不同的文化层次、社会群体和政治联盟服务的电视台，关于健康、宗教、烹饪、时尚等生活方式的电视节目也迅速增长。Harindranath教授认为，这些电视节目生产了两类受众：一类是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受众，一类是传统和本民族的受众。并由此划分出了两个圈子，一个是来自各国的精英阶层所组成的跨国群体圈，另一个是团结在各民族大众文化中的本地群体圈。

在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印度人的消费行为也是不同的。在殖民时期，反殖民运动使得消费政治化，将产品的产地与国家联系起来，消费成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达。而在后殖民时期的印度，市民们都成为了“世界消费者”，世界成为了市民们的大商场。Harindranath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批判话语来分析这一切。

随后，Harindranath教授选取了新德里电视台的“Love Bites”节目和SunTV的“delicious time”节目为例，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Love Bites”的主持人是一位美丽的模特，穿着现代化的服装，所介绍的菜单来自全球各地。这一节目的目标群体是城市里的中上产阶级，是说英语，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印度人，属于跨国界的社会精英圈。“Love Bites”节目所产生的利润是相当可观的。

相比较而言，SunTV的“delicious time”节目则是由一位身穿泰米尔民族服装的女性主持，教授泰米尔民族食品的做法，并且在节目中大量介绍和展示泰米尔文化。“delicious time”的目标受众是泰米尔族的家庭主妇。Harindranath教授认为，这一节目向家庭主妇们展示家庭主妇的传统职责，在食物选择和烹调技巧下，潜藏了道德上的说教，宣扬泰米尔族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相比于“love bites”而言，“delicious time”的节目形式简单，所产生的利润也低一些。

为了分析这个案例，Harindranath教授介绍了两种概念框架，一种是多重现代性框架，一种是混杂框架。多重现代性框架强调电视节目和消费行为对特定公民形态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这一框架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公民是一个自治的个人，他们的消费行为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基于国家或政治认同。混杂框架来源于Homi Bhabha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融合的理论，这种框架认为，通过跨文化接触，可以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异质性。这为解释“跨国群体”、“国家群体”和“本民族群体”的交叉提供了可能。

Harindranath教授随后指出，这两种框架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只提供了部分的解释，没有考虑到物质和经济层面，也没有考虑到跨国群体圈和本地群体圈的存在。多重现代性框架会固化文化差异，使得跨文化交流无法成为可能。而对“混杂框架”不加批判，毫无根据的使用，对跨文化和跨国家交流是有害无益的。

针对这些问题，Harindranath教授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我们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全球现代性的概念，它应当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还应当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建立联系，对“混杂框架”进行创造性的使用，进而确定文化在与经济、选择和消费相结合时，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最后，Harindranath教授说，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是一个历史的结合，都市精英生活在跨国家的文化空间里，而本地的民族主义者则团结在本民族文化中。在与同学的互动环节中，Harindranath教授表达了对后殖民时代的印度的强烈兴趣，“我一直认为印度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有26种语言同时存在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被称为‘印度文化’”。

在整个讲座过程中，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主题，Harindranath教授特意降低语速，并不断与同学们进行互动。纪莉老师也在讲座和提问环节中为同学们做了一些翻译。

Harindranath教授还会参加于16、17日举行的第七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言。